优游2注册 不完整的“徐道邻画像”
  作者:匿名  日期: 2020-01-11 16:44:10   阅读:350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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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游2注册,徐道邻曾为卫德明作一首七律,首联为“承平年少文相亲,霜鬓重逢万里身”。上半句证明两人青年时代关系非常亲密,“万里身”则寓指两人梗泛萍飘的一生——在中国度过童年,在德国接受高等教育,最终落脚美国。两人之间跨越大洋、持续终生的友谊理应得到我们的关注。德国国家图书馆法兰克福分馆庋藏的一批徐氏致卫德明德文信件,有助于我们一窥他们的交往细节。

徐道邻肖像,转引自陈新民《公法学札记》。

近年来,近代中外学者之间的交往问题越来越多地受到学界的关注,不仅有数量相当多的域内、域外档案资料被影印出版,也出现了大批与之相关的人物传记、专著和论文。但难以否认的是,由于文献体量过于庞大,而研究者人数相对有限,在该领域依然存在不少待填补的“空白”——留德学人徐道邻(1906—1973)就是其中一例。通过梳理已有的研究可知,学术史、学科史范畴的著述多从徐氏民国宪法学先驱、法律史家的身份出发,讨论其《唐律通论》《中国法制史论略》等著述的学术价值;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者与撰写者们,则主要关注徐氏作为徐树铮(1880—1925)将军之子与蒋介石侍从秘书的身份。就后一种情形而言,最常被提及的事情有三件:第一,1934年,《外交评论》杂志发表《敌乎?友乎?——中日关系的检讨》一文,在日本和欧美的外交界引发较大反响——该文署名“徐道邻”,实际是由蒋介石口述、陈布雷撰写,但徐氏却因此遭到鲁迅等人的讥讽和批评。第二,1937年蒋经国归国后,徐氏被指派陪其读书,助其恢复读写中文的能力。第三,1945年11月,徐氏为报父仇,辞去行政院政务处长一职,分别向重庆法院以及军事委员会控告张之江、冯玉祥在二十年前于廊坊车站劫杀徐树铮。此外,在国内出版的一些传记作品中,还提到了徐氏因劝蒋介石急流勇退而遭到打击报复等事,此处不一一作评。总之,由于未对一手文献进行挖掘的缘故,使得学界现有的“徐道邻画像”是东拼写凑、极度不完整的。比如,很少有人论及,徐氏作为翁文灏领导的国防设计委员会(即国民政府对外声称的“南京三元巷 2号”)成员,1933年起,为国防建设和对德外交做出了很大贡献。更几乎不为人知的是,1929年6月至1933年4月,在卫礼贤创办的《汉学》(sinica)杂志上,徐氏曾以德文发表过28篇文章——以汉学专题论文为主,同时也有少量译作,以及为在欧洲出版的一些德、法文汉学新著撰写的书评。就单人篇数而言,徐氏在同时期所有发文作者里排第一名。从引用率来看,在魏玛共和国末期的德国汉学界,这些文章有着一定的学术影响力。1925年卫礼贤创立“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中国学院”(das china-institut in frankfurt am main,下简称cif)并创刊《汉学》杂志的目的是介绍中国文化,并加强中德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;几年之间,cif与《汉学》都获得了超乎预期的发展,而徐氏之供稿功不可没。

1925年8月,徐道邻(已在德国留学半年)从柏林前往布鲁塞尔,与在彼处考察的徐树铮会面,并与使团成员留影。左一为徐道邻,左二为徐树铮(来源:徐道邻编述、徐樱增补《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》)

但是,在徐氏被长期忽略的“青年旅欧汉学家”身份背后,也有一些令人费解之处。比如,1928年下半年,他已从法兰克福转学到柏林,山水相隔,为何还能在1929年后与cif及《汉学》建立并保持如此紧密的联系?可以拿来与徐氏作对比的,是同时期另一位在《汉学》上发表过文章的留德学者丁文渊(1897—1957)——但后者的经历让人觉得合情合理,甚至是“理所当然”:丁氏是丁文江的幼弟,1920年从同济医学院毕业后赴法兰克福,半工半读。1925年,他转到了波罗的海沿岸的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(universit覿t greifswald),跟随约卡斯特纳教授(w.yorkastner)攻读医学博士,1927年获得学位,大概同年年底又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任医学讲师。1924年,卫礼贤结束了在北大的一年期教职,进入法兰克福大学讲授汉学,此时丁氏还没搬到梅前州去,两人可能就此相识(目前还无法断言,胡适与丁文江是否充任了介绍人的角色)。最晚1928年,丁氏受邀进入cif担任中文讲师,1929年2月开始陆续在《汉学》上发文。大约在1932年下半年,丁氏离开法兰克福,随即从《汉学》的作者名单中消失。反观徐氏,他虽不像丁文渊一样占有“近水楼台”的便利,却保持了奇高的发文频率,这是如何实现的?或者,我们至少可以提问:是谁充任了他与《汉学》之间的媒介?

另一项不太被人提起的史实为:在1930至1940年代初期的中德文化交流活动中,徐道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以1933年北京中德学会(deutschland-institut)的改组为例,有多名留德归国学人参与了此事,其中不乏位高权重者,如马君武(1871—1937,1916年获柏林大学工业博士)、马德润(1871—1937,1907年获柏林大学法学博士)、王荫泰(1886—1961,1912年毕业于柏林大学法科)、郑寿麟(1900—1990,1924年获莱比锡大学博士,1931年创办“德国研究会”,即中德学会前身)等。记录此事的中、德文档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印象,那就是,时年27岁的徐氏似乎在德国驻华政要与学者圈中有着不小的影响力——因此,他不仅与众多“前辈”并列为筹备委员,而且,在双方人员的联络方面,他也扮演了与袁同礼类似的“中间人”角色。他在德国方面良好的人缘,无疑对他后来在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大有裨益。那么,他的“德国朋友圈”究竟是怎样的?包括了哪些人?

凭借对德国20世纪上半期汉学史的了解,我们隐约可以猜出,与徐道邻有密切关系的德国学者之中,至少包括汉学家卫德明(hellmut wilhelm,1905—1990)——作为卫礼贤之子,他曾在cif长期担任其父的助手,而且也是中德学会改组后的首任德方常务干事(即实际负责人)。从徐氏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(下简称“华大”)任教时留下来的部分文字中,我们也能发现一些端倪。比如,1970年卫德明65周岁生日之际,《华裔学志》(monumenta sinica)出 版 了 一期纪念专刊,《前言》部分收录了徐氏为卫德明所作的一首七律。首联为“承平年少文相亲,霜鬓重逢万里身”,上半句证明两人青年时代关系非常亲密,有过知识性的合作;“万里身”则寓指两人梗泛萍飘的一生——主要包括在中国度过童年、在德国接受高等教育和最终落脚美国三个时期。从知识分子迁移史的角度来看,两人之间跨越大洋、持续终生的友谊理应得到我们的关注:它们不仅在20世纪上半期德国汉学知识生产史上占有一席之地,而且也间接地在二战以后美国的汉学专业发展史上引发了涟漪。遗憾的是,两人都不曾公开出版过回忆录或日记,因此,对于他们交往的细节,以及其中涉及到的其他人物,我们一直不甚了了。德国国家图书馆法兰克福分馆庋藏的一批徐氏致卫德明德文信件,很好地弥补了的这一缺憾。